24岁的小磊(化名)说:“这是‘爱之援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是男男性行为人群。”
小磊是在六年前意识到自己对同性会产生感情的。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沮丧,拒绝承认这个现实。不久后他认识了一些同样是“同志”的朋友。通过他们的介绍,小磊加入了一些同志组织。今年五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磊认识了“爱之援助”的负责人老马。一番彻夜长谈后,他成为了“爱之援助”的 一员。
“爱之援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2005年8月建立于沈阳,其前身为辽宁方舟志愿者小组。
据中心建立者,36岁的老马(化名)介绍,现在他们拥有60到70名志愿者。每逢周四,中心会与沈阳皇姑区疾控中心的医生们合作提供免费的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中心平均每天接受20到30人进行体检,其中常常会有一两个检出艾滋病毒阳性。为了阻止这种疾病的蔓延,中心在浴室、夜总会、酒吧甚至公共厕所分发免费安全套。
这些免费分发的安全套中,有一部分由当地疾控中心提供,另有一部分来自于其他非政府组织。但由于经费不足,他们提供的安全套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该中心也和其他地区的同性恋组织建立了联系,干预网络覆盖了整个东北三省。“如果有人确诊感染了艾滋病,即使他离开了沈阳,也能在其他组织得到帮助。”老马说。
老马说他在2004年注册他的中心时曾经遇到困难,但是现在,该中心已经得到当地很多单位的支持。“跟中心合作是必要的,”沈阳皇姑区疾控中心主任徐春娟说,“我们在同性恋人群里的工作一开始都是空白,因为我们没有接近他们这个群体的途径。”
一些大学也与老马的中心进行合作。“特定人群的防艾工作需要这个人群本身的配合,”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李坚说。
截至2009年10月31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在今年全国新增的4.8万感染者中,有32%或者近1/3的人是通过同性恋的性传播被感染的。
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高级顾问赵金扣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相比于其他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总体上对艾滋病的警惕意识是比较高的。但是,不安全的性行为还是很常见。”
他说,同性恋群体里家庭、社会和教育背景相差很大,对艾滋病的认识也大不相同。比如,中老年和来自农村的同性恋者保护意识就比较薄弱。
目前,不少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男男性行为者这一群体中开展普及防艾知识、宣传安全性行为的活动。政府部门也实施了一些干预项目。云南省大理市卫生局计划出资开办同性恋酒吧,安排志愿者在酒吧里分发安全套,宣传安全性行为。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长期在同性恋群体中从事艾滋病防治和干预。他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59名受访的同性恋者中,8.7%的受访者由于暴露了性向而被单位开除或被迫辞职;4.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经济收益和升迁因此受到了影响,而还有62%的受访者选择不暴露性向。
此外,中国的同性恋者面临来自家庭和传统的特殊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许多人与异性结婚,过“双重”生活。
中国刑法1997年取消了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2001年,中国医学界将同性恋行为从精神疾病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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