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想到开酒吧这种形式?
张建波:我们也想不到更好的形式。男同性恋很隐蔽,大部分都结了婚。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接受干预,这需要一个平台。我们也有其他一些干预的平台,比如针对暗娼的“妇女健康中心”、针对吸毒人员的“针具交换中心”等等,但找不到艾滋病者。酒吧是我们寻找并干预他们的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不知道干预对象在哪里,那怎么干预艾滋病啊?酒吧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覆盖面。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所有的边缘人群。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他们的交际会非常局促的,比如说,会在公厕、浴室,在那里面交际很容易会发生性行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性行为,以及怎样防治艾滋病。
记者:酒吧开在哪里,有多大?
张建波:在大理市的新城区,还没有门牌号,那里比较繁华,面积一百多平方米左右,能容纳七八十人。我们不卖酒,但有茶水、小吃等,以防治艾滋病为主。营造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给他们一个归属感,让男同性恋来了就不想走了,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家,能够自我认可。在里面他们也能找到朋友、性取向相同的人,倾诉心理上的压力,减少一些社会问题。
记者:会不会写明是同性恋酒吧?
张建波:目标人群是男同性恋者,但我们对外不会这么宣传。男同性恋来了以后,我们会干预他们,促进安全套的使用,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理念。
记者:你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
张建波:我是酒吧的项目顾问,设置工作计划,督导他们的工作。
记者: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同性恋吗?
张建波:不是。我们成立了一个NGO,由“艾滋病健康促进会”来管理这个酒吧。
记者:同性恋酒吧是不是引来了非议?
张建波: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建这个酒吧。其实,一个艾滋病患者一年的药费是两万多,加上其他的支出,国家每年花在每个艾滋病患者身上的钱至少是三四万。而据专家统计,一个艾滋病患者平均会传染8个人。
男同性恋酒吧对他们实施有效的干预和阻断,可以减少新发病的艾滋病患者。这样能为国家节省多少钱?政府一年投入的这12万是值得的。酒吧是微利的,利润用于房租,以及各种支出。我们的理念是,把一个失血项目做成一个造血项目。
而且,我们是要签协议的,一个项目政府拨钱下来,我们也要完成相应的工作指标。
记者:同性恋人群的聚集,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张建波:酒吧目的是防艾,而不是性活动中心,提倡健康向上,决不允许在里面有性行为,而且始终有工作人员在监管。我们会发给他们健康手册,教给他们防病的理念。
记者:这与你在医院的职务有关系吗?
张建波:没有关系。我是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临床医生,看到许多人不知道怎么预防而感染艾滋病,觉得我有责任来减少艾滋病的传染。
记者:你防艾的经验是什么?
张建波:要换位思考。站在艾滋病人群的角度,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从而实现双赢。
但社会上很多人歧视艾滋病患者,就像乙肝歧视一样。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讨厌的是艾滋病毒,而不是艾滋病人。希望不光是政府,包括民间各方面,特别是企业,也能够参加到防艾工作中来。
记者:同性恋特别容易得艾滋病吗?
张建波: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同性恋会成为高发的人群,应该早一点介入干预,以免后悔莫及。但同性恋是根深蒂固的,包括遗传、生理、心理等原因。同性恋不是一种病,也不是违法。
记者:你能同意同性恋跟异性结婚吗?
张建波:我建议他们最好不要跟异性结婚,这样对大家都很好。当然,这也值得深刻讨论。从医生的角度讲,我们希望减少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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